嗡，嗡，嗡，一阵震动声將我震醒，我打开手机一看是老胡。
“昨儿监理又说什么没？”
“钢筋间距，抽了三处，说两处超了。”
“超了多少？”
“一处155，一处158”
老胡没有说话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155和158都在允许范围內，老黄这样做无非是在试探，看我们的態度，软了，他就继续捏，硬了，他换別的招。
“你这么给他说的？”
“我说钢筋不改，他来了再说。”
电话那头又顿了一下，这次时间更长。
“陈木，你有自己想法就好，但是別把事情搞僵，老黄这个人，你跟他硬碰硬，他能给你耗一年。还有，老黄已经来工地啦。”
在掛了电话后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老黄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你自己不鬆口，我有什么办法。我现在是被你们架在中间，两头不是人。
我刚穿好衣服，准备出门。这时小刘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。
“陈哥，老黄来了还带著一个人，那人带著黄帽子，还扛著测量仪器。”
“走吧，去看看”
当我和小刘来到现场时，黄安站在西区底板旁边，正跟那个黄帽子说话。看到我，他笑了一下。
“陈工，早啊。”
“黄总，早。”
“今天不查钢筋了，”他拍了拍那面已经支好的模板，“查垂直度。你们这面墙，昨天浇的，我让测量员覆核一下。”
“行。”
我站在旁边，看著那个黄帽子架水准仪。动作很慢，调平就调了五分钟。老黄也不催，端著保温杯站在一边，时不时喝一口。阳光从东边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刚浇好的底板上。
黄帽子调好了，开始测。竖尺，读数，记录。竖尺，读数，记录。测了三处，他把数据递给老黄。
老黄看了一眼，眉头皱了一下。
“陈工，你自己看看。”
他把笔记本递过来。
我接过一看，三处读数，两处在允许偏差范围內，一处置顶，超了8毫米。规范允许垂直度偏差是0.1%乘以墙高，这面墙高四米，允许偏差4毫米。超了一倍。
我蹲下来，看了看那面墙。肉眼看不出来。但仪器测出来超了，那就是超了。
“黄总，这个部位模板加固的时候，工人可能没盯紧——”
“那是你的事，”老黄把笔记本拿回去，“整改吧。这面墙垂直度超了，要处理。”
“怎么处理？”
“凿了重来，或者磨掉。你自己想办法。”
凿了重来。
四个字说得轻巧。一面墙的混凝土，十几方料，三千多块钱。凿掉重来，材料费、人工费、机械费，加起来至少五千。工期再耽误两天。
我没说话。
老黄看了我一眼，又笑了。
“陈工，我以前说过，你配合我，我配合你。你不配合——”他指了指那面墙，“这就是后果。”
“黄总，这面墙的模板是昨天下午支的，晚上浇的混凝土。你昨天下午抽钢筋的时候，没说要查垂直度。”
“我没查，不代表没问题。”老黄把保温杯端起来，“你现在发现了，总比以后发现了强吧？墙歪了，装修的时候贴不了砖，甲方来找你，你怎么办？”
他说得对。我没法反驳。
我蹲下来，看著那面墙。混凝土已经凝固了，表面灰白灰白的，摸上去有点糙。我用手指敲了敲，声音很实，没有空鼓。墙本身没问题，就是偏了那么几毫米。几毫米，肉眼看不出来，但仪器能测出来。规范在那摆著，超標就是超標。
“黄总，这面墙我处理。”
“那就行。”老黄转过身，朝那个黄帽子摆了摆手，“收拾东西。”
他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
“陈工，我跟你说句实话。你这个项目，甲方盯得很紧。你让我省心，我让你省心。你不让我省心——”他没把话说完，笑了笑，走了。
我蹲在那里，看著那面墙。
小刘走过来，声音发抖。
“陈哥，真要凿了重来？”
“先別动。”
“那监理——”
“我说了先別动。”我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“你去把昨天的模板垂直度自检记录拿来。”
小刘愣了一下，然后跑了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著那面墙。昨天下午我自己靠了一遍垂直度，用的是靠尺，不是水准仪。靠尺精度不如水准仪，但也能看个大概。
我记得昨天测的时候，这面墙的数据是3、4、4，都在允许范围內。怎么过了一夜，就超了8毫米？
除非——模板在浇混凝土的时候被撑动了。
我蹲下来，看模板底部的加固。钢管、对拉螺栓、蝴蝶扣，都没松。我又看了看模板接缝，也没有明显的缝隙。
小刘跑回来了，手里拿著昨天的自检记录。
我接过来一看。记录上写著：西区北墙，垂直度，3mm、4mm、4mm。签字是我签的，日期是昨天。
“陈哥，是不是监理测错了？”
“不一定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我站了一会儿，没回答。
怎么办？
两种办法。一，承认超標，凿了重来。二，不承认，跟老黄掰扯——你用的仪器、你的测量方法、你的读数，我可以质疑。但质疑了又怎样？他能叫质检站来复测，复测结果如果还是超標，那就不是一面墙的问题了，是整面墙、整个项目的问题。
我掏出手机，打给老胡。
“胡总，西区北墙垂直度超了。”
“超多少？”
“8毫米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处理吧。”老胡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情绪。
“胡总，我昨天自检的数据是合格的。”
“那又怎样？监理的数据超了，就是超了。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陈木，”老胡打断我，“你跟他掰扯不清楚。花几千块钱，把这面墙处理了，省事。別为了这几千块钱，让他卡你一个月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我掛了电话。
小刘看著我，等著我说话。
“找人来凿，”我说，“把超差的那一段凿掉，重新浇筑。”
小刘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闭上了。他转身走了，步子很慢。
我蹲在那面墙前面，看著它。昨天下午支模板的时候，老王带人干到天黑，晚饭都没吃。现在要凿掉重来，五千块钱，两天工期，全白干。老王知道了，肯定骂娘。
可他骂谁？骂老黄？骂我？骂他自己？
都怪不著。
就是运气不好。老黄挑了这面墙，挑了这一个点。偏偏就超了。
我站起来，往办公室走。
走到半路，手机响了。妈妈。
“小，王姨说小会那边等不及了，你到底啥时候见？”
“妈，我这边忙著呢。”
“你每次都忙。你忙到什么时候？忙到你爸闭眼？”
我没说话。
“小，妈不是逼你。妈就是想，你见一面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別拖著。人家姑娘等不起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你知道啥？你每次都说知道了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”
“妈，我真的知道了。我这周抽时间见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那你跟王姨说，我把她电话发给你。”
“行。”
电话掛了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王姨的电话號码发过来了。我存了，没打。
走进办公室，坐下来。小刘已经带人去凿墙了，远处传来电镐的声音，突突突突突，像机关枪。
我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一口。水是隔夜的，有点涩。
手机又震了。王姨发的微信。
“陈木，你妈说你同意见面了？那下周六下午，县城公园，行不行？”
我打了两个字：“行吧。”
发出去。
然后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。
电镐的声音还在响。突突突突突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不是真的空白，是太满了，满到什么都想不清楚。
老黄、老胡、妈妈、小会、凿墙、五千块、垂直度、工期、甲方、总包——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，像一桶加了太多水的混凝土，稀得没法浇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电镐停了。
办公室的门被推开。老王站在门口，脸上的灰还没擦乾净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“陈工，那面墙凿完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五个人干了半天，人工费加上材料费，四千多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老王没走。他站在门口，手插在裤兜里，看著我。
“陈工，那个监理是不是故意的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別人家的墙都不查，就查我们这面。查出来就让我们凿，凿了他好开单。”老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“妈的，他在这个项目上捞了多少？”
“老王，”我抬起头看著他，“你跟我说这些没用。”
老王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转身走了，门没关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把门关上。
坐下来，拿起笔。施工日誌上，今天的记录还没写。我翻开，写上日期，写上天气，写上部位。写到这里，笔停了。
怎么写？写“监理抽检发现垂直度超標，已安排整改”？还是写“监理抽检与自检数据不符，但已按要求处理”？
我选了第一种。
“西区北墙垂直度经监理抽检超標，已组织人员凿除超差部位，待重新浇筑。”
写完了。我把施工日誌合上。
然后走出办公室，今天阳光很烈，刺得我眯起眼睛。
工地上一片嘈杂，钢筋切割机的尖叫，塔弔卷扬机的轰鸣，工人喊號子的粗嗓门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煮开的粥。
我朝西区走去。
那面墙被凿了一个大洞，钢筋露在外面，灰白色的混凝土碎块堆了一地。几个工人正在清理，用铁锹往手推车里装。老王蹲在旁边，手里拿著一个馒头，一口一口地嚼。
看到我，他站起来。
“陈工，下午重新支模？”
“重新支。这次盯紧点，垂直度不能超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他把馒头塞进嘴里，含混地说。
我站在那面墙前面，看著那个洞。钢筋一根一根的，排列整齐，间距均匀。钢筋没问题，混凝土没问题，就是模板偏了那么几毫米。几毫米，五千块，两天工。
我掏出手机，打开相机，拍了一张照片。
不是为了存档。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拍下来。
拍完了，我低头看那张照片。阳光照在钢筋上，影子落在地上，一根一根的，像柵栏。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。
远处，老黄的白色安全帽又在工地上移动了。他走得很快，好像在赶时间。也许是去別的標段，也许是去吃饭。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
我只知道，明天他还会来。
来了以后，还会找出新的毛病。
而我，除了硬扛，没有別的办法。
已经晚上12点了，我还在办公室坐著。
桌前摊著三张纸。
一张是监理老黄进场以来的整改通知单记录——日期、部位、问题、处理结果。一张是每次抽检的数据，我自检的数据和他抽检的数据，並列写在一起。第三张是空白的，我盯著它看了很久，一个字都没写。
告他？去甲方那里投诉监理吃拿卡要？证据呢？他说防水卷材的时候，没有第三个人在场。他让我“配合”，没说配合什么。他做的一切都在规范允许范围內——抽检、开单、要求整改。挑毛病不犯法，卡工期也不犯法。他就是噁心你，让你难受，让你自己憋不住去找他。
可我真的憋不住了。
这时，手机在旁边亮了一下。
我打开一看，是老大侯群山回的消息：“你要是真想转行，我帮你问问我老板。你考虑清楚，转行不是小事。”这是前二天我给老大打电话，说了一嘴不想干了，想转行。
看著信息我没回。转行的事以后再说，眼前的问题是怎么让老黄消停。
我拿起笔，在那张空白纸上写了一个名字：黄安。
老黄的大名。
下面画了一条线，然后写：他要什么？他要面子，要好处，要在这个项目上说了算。他缺什么？他缺业绩？不，他干监理二十年，不缺业绩。他缺钱？也许，但四千块钱的“信封”不一定能满足他。他缺的是被尊重的感觉——在这个工地上，所有人都得看他脸色。
我又写：我有什么？我有规范，有自检记录，有照片，有老胡。规范不占优，自检记录他不认，照片只能证明我干了活，老胡不想跟老周翻脸。我什么都没有。
妈的，写到这里，气得我把笔扔了。
这就是现实。我是现场工程师，他是总监。他动动嘴，我跑断腿。他要卡我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除非——他也有怕的东西。
我盯著那张纸想了很久。
他怕什么？他怕甲方不满意，怕工期延误追责，怕质检站查他的底。可这些东西，我够不著。甲方跟他关係不错，质检站他有人，工期延误他能推到施工单位头上。
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黑漆漆的，工地上只有几盏鏑灯亮著，照著那面被凿了一个洞的墙。塔吊的灯已经关了，吊臂悬在半空中，像一个巨大的问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