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芜湖出来，天已经过午了。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高速公路上，白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睛发花。路两边的田野一片枯黄，收割后的稻茬还留在地里，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。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，有人在做饭，有人在生活，有人在等待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，一直没有说话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像睡著了，又像在想什么。他的手按在笔记本上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在抚摸那些名字。
汤圆趴在他脚边，把头枕在他脚上，睡得很沉。它的肚子一起一伏，呼吸很均匀，偶尔动一动耳朵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呜声，像是在做梦。它梦见什么了？梦见江边的芦苇？梦见那片废墟？还是梦见先生摸它的头？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了先生一眼。他的脸在光影里明明灭灭，那些皱纹像一道道沟壑，每一道都是岁月的痕跡，每一道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道都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。他的眼睛闭著，但眼皮在微微颤动，像是在看什么，像是在追什么，像是在回忆什么。
“先生，饿不饿？服务站吃点东西。”
先生睁开眼。他的眼睛有些红，眼白上有血丝，像蜘蛛网。“不饿。饺子吃了，不饿。你呢？你还没吃。光顾著开车了，从早上到现在，一口东西没吃。你妈知道了要心疼的。”
“我也不饿。到了合肥再吃。李梅的姐姐在那儿，等见完了再吃。她等了那么多年，不差这一会儿。”
先生点头。那个头点得很慢，很轻。“好。等见完了再吃。她等了很多年，不能再等了。咱们饿一会儿不要紧，她等了一辈子。一辈子有多长？很长，也很短。长到记不清她的脸，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。”
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进了合肥。合肥比芜湖大，高楼更多，街道更宽。李梅的姐姐住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里，房子很旧，墙皮都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红砖也风化了不少，一碰就掉渣。楼下有个花坛，花坛里没有花，种著几棵葱，还有几棵韭菜，长得歪歪扭扭的，叶子发黄，像好久没人打理。一辆自行车倒在花坛边，车筐里塞著几个空饮料瓶。
江波把车停在楼下，扶著先生下车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，右脚在地上拖著，发出单调的摩擦声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一直没有鬆开。布包已经很旧了，蓝布洗得发白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拉链坏了，用別针別著。他走几步，停一下，喘一口气，然后又走。
李梅的姐姐住在三楼。楼道里很暗，声控灯坏了几盏，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光，昏黄昏黄的，照著墙上的小gg和楼梯扶手。扶手是铁的，漆已经剥落，露出下面的锈，摸上去粗糙得很。先生走得很慢，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他的膝盖咯咯响，像生锈的铁门，像老旧的楼梯，像要散架了。他的呼吸也重了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，像拉风箱。他没有停，一直爬。爬到三楼，站在那扇门前，喘了很久。他的手扶著墙，手指发白，像要抓进墙里，指甲在墙皮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印子。
江波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四十多岁，扎著马尾辫，穿著睡衣，睡衣上印著hello kitty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kitty猫的脸都模糊了。她的眼睛有些肿，像是刚哭过，又像是没睡好。眼袋很重，黑眼圈也很重，头髮乱糟糟的，有几缕垂在脸边。她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看见先生，又愣了一下。
“你们找谁？”
江波出示证件。“李梅的姐姐，在吗？”
女人的眼神变了。她的目光从证件上移到江波脸上，又从江波脸上移到先生脸上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然后她开口了，声音有些抖。“你们是……打电话来的？就是你们？那个说记了我妹妹三十多年的人？”
“是。我们来看看她。我们答应过，要来的。”
女人让开身。“进来吧。她在里面。刚睡著。今天精神不好，睡了一天了。早上还念叨梅子，说要给她包饺子。我说梅子不回来了，她不信。她说，梅子最爱吃我包的饺子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屋里很小，两室一厅，家具都是老式的，但收拾得乾乾净净。沙发上的垫子洗得发白，但铺得很平整。茶几上放著一盘水果，苹果和橘子，摆得整整齐齐，像是等人来吃。墙上掛著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得很甜。李梅。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，是一个老太太，头髮全白，坐在轮椅上，笑得很开心。旁边站著一个中年女人，就是开门的这个。她站在老太太身后，手搭在老太太肩膀上，也笑著。
女人领著他们走进臥室。臥室不大，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个床头柜。窗帘拉著，透进来的光很少，屋里很暗。老太太躺在床上，闭著眼，头髮全白了，脸上皱纹很深，嘴唇微微动著，像在说什么，像在念著什么。她的手放在被子外面，手指不停地动著，像在捏著什么，像在包饺子。床边放著一个轮椅，轮椅上搭著一条毛毯，毛毯叠得整整齐齐。
女人走过去，蹲在床边。“妈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
老太太没有动。她的眼睛闭著，呼吸很轻，很慢，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。
女人凑到她耳边，声音大了一些。“妈，是警察。来问梅子的事的。就是那个打电话来的人，他来了。”
老太太的眼睛慢慢睁开了。她看了很久，眼睛眨了几下，像在努力看清什么。她看了看江波，又看了看先生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看不清人，眼白泛黄，瞳孔涣散，像蒙了一层雾。
“梅子？梅子回来了？”
女人的眼泪流下来。她用手背擦了擦，但眼泪止不住，越擦越多。“妈，梅子不回来了。他们说了，梅子不回来了。她走了很多年了，回不来了。”
老太太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嘴唇哆嗦著，半天没说出话。然后她笑了。笑得很轻，很淡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酸。“不回来了？那就不等了吧。不等了。等了一辈子，够了。”
先生走过去，蹲在床边。他蹲得很慢，膝盖咯咯响，像要断了。他看著她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但还有光。那种光，是等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，是走了很远的路的人才会有的，是终於决定不等了的人才会有的。
“李梅她……走了。很多年前就走了。她被人害了。凶手已经死了。她回不来了。”
老太太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“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梅子？”
先生的眼泪流下来。那眼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涌出来，顺著乾涸的河床一样的皱纹往下流，一滴一滴的，滴在大衣上，滴在床单上。“我是她认识的人。我认识她。她是个好姑娘。她在江边餐馆打工，很勤快，很爱笑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声音很好听，像铃鐺，叮叮噹噹的。她喜欢穿碎花裙子，她穿碎花裙子最好看，走起路来裙摆一飘一飘的。她喜欢吃糖醋排骨，每次发了工资都要去买一份。我一直记得她。记了三十多年。对不起。我没有保护好她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对不起。我替那些害她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那些看著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我自己说对不起。”
老太太伸出手，摸著先生的脸。那双手很瘦，很老，青筋暴起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节粗大。她的手在先生脸上慢慢移动，从额头到眉毛，从眉毛到眼睛，从眼睛到脸颊，从脸颊到下巴，像在认人，像在记住这个人。
“你认识梅子？你知道她？你记得她？”
先生点头。那个头点得很慢，很重。“记得。一直记得。她的名字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梦里。我每天晚上都要念一遍她的名字，念完了才能睡著。念了三十多年。有时候念著念著就哭了，有时候念著念著就笑了。哭她回不来，笑我记得她。”
老太太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但江波看得心里一暖。“那就好。有人记得她就好。我以为没人记得她了。她走了那么多年，没人问过她，没人找过她。我以为她没了，就没了。像没来过一样。你还记得。谢谢你。”
先生从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，翻到李梅那一页，递给老太太。那一页上，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用力，有些地方甚至把纸划破了：李梅，女，二十三岁，服务员。1993年3月9日失踪。老浮桥。她是阿珍的同事。她看见丁老三从阿珍屋里出来。被董建民掐死，扔进江里。对不起。
老太太接过笔记本，看著那一页。那些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对不起。她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摸妹妹的脸，像在摸那些年她等过的每一个日子。然后合上笔记本，抱在怀里，像抱著一个婴儿，像抱著她的妹妹。
“梅子，有人记得你。有人记了你三十多年。你可以安息了。姐不等了。不等了。姐累了，等不动了。”
江波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笔记本，那些对不起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现在他当面说了，当著那些家属的面说了。他们听见了。他们知道有人记得他们的人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
从老太太家出来，先生走得很慢。他扶著栏杆，一步一步地往下走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，整个人像一棵风中的老树，隨时都会倒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走。走到楼下，站在花坛边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他抬起头，看著天空。天晴了，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，照在他脸上，暖洋洋的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像江水。
“小江，下一个。还有很多家在等著。还有很多人在等著。不能停，停下来就走不动了。”
江波看著他。“先生，先吃饭吧。吃了饭再去。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。那几个饺子，不够。你的胃受不了。我妈说了，让你按时吃饭，別把胃搞坏了。”
先生摇头。他拍了拍膝盖，直起腰。“不饿。走吧。她们等了很多年。不能再等了。铜陵那个，刘小琴的哥哥，他等了很多年，找了很多年。他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。他妈死的时候念叨女儿的名字，他爸死的时候也念叨。他等了一辈子。一辈子有多长？很长，也很短。长到记不清妹妹的脸，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。”
他们上车，驶向铜陵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。他看著窗外，不再说话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手指微微蜷曲，像在数著什么，像在抚摸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他的眼睛看著窗外的田野、村庄、河流，但什么都没看进去。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。“先生，你为什么记了那么多年？那么多名字，那么多日期，那么多对不起。你记了三十多年，不累吗？”
先生愣了一下。他想了想，想了很久。窗外的风景在变化，从田野变成村庄，从村庄变成山丘，从山丘又变成田野。“因为没有人记。那些人，死了就死了。没人报案，没人找，没人问。她们像没来过一样。我觉得不公平。她们来过，活过，笑过，哭过。有人等过她们。不该没人记得。我记了，她们就没白活。有人知道她们来过，有人知道她们是谁，有人知道她们喜欢什么，有人知道她们等过什么。”
江波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先生，你记了那么多年，不累吗？每天晚上念一遍那些名字，念了三十多年，不累吗？”
先生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很淡，但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见了。“累。但值得。她们值得。一舟值得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值得。”
车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进了铜陵。天已经快黑了，夕阳照在江面上，一片金红，像血，像火，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。刘小琴的哥哥住在城边的一个小区里，小区很新，楼很高，但楼下没什么人。花坛里的花都谢了，只剩几棵冬青，绿得发黑，叶子上一层灰。垃圾桶旁边堆著几个纸箱子，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。
江波把车停在楼下，扶著先生下车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。他抬头看了看那栋楼，楼很高，有十几层，窗户一格一格的，有的亮著灯，有的黑著。
刘小琴的哥哥住在六楼。有电梯，先生不用爬楼了。他站在电梯里，看著电梯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地跳，从1跳到2，从2跳到3，从3跳到4。他的手按著布包，一直没有鬆开。
出了电梯，江波敲门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五十多岁，瘦瘦的，头髮花白，戴著一副眼镜，眼镜片很厚，一圈一圈的。他穿著夹克，夹克很旧，袖口磨破了，拉链也坏了，用一根绳子繫著。他看见江波，愣了一下，看见先生，又愣了一下。
“你们是？”
江波出示证件。“刘小琴的哥哥？”
男人的眼神变了。他的目光从证件上移到江波脸上，又从江波脸上移到先生脸上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，喉结滚动了好几次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有些抖。“是。我是。你们是打电话来的？就是你们？那个说记了我妹妹三十多年的人？”
“是。我们来看看你。我们答应过，要来的。”
男人让开身。“进来吧。进来坐。我给你们倒茶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茶叶是超市买的，不好喝，你们將就一下。”
屋里不大，两室一厅，收拾得很乾净。客厅的墙上掛著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得很甜。刘小琴。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，是一对老人，头髮全白，坐在椅子上，笑得很开心。旁边站著一个年轻人，就是开门的这个男人。那时候他还年轻，头髮是黑的，脸上没有皱纹，笑得很阳光。
男人给他们倒了茶，在对面坐下。他看著先生，看了很久。“你是……那个打电话的人？那个记了三十多年的人？”
先生点头。“是。是我。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等了很多年，终於来了。”
男人的眼泪流下来。他摘下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又戴上。“我找了她很多年。到处贴寻人启事，到处问，到处求人。花了很多钱，跑了很多地方。没有结果。我妈死的时候，一直念叨她的名字。我爸死的时候，也一直念叨。他们到死都在等。等不到。他们走的时候，眼睛都没闭上。”
先生的眼泪也流下来。“对不起。我没有保护好她。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对不起。我替那些害她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那些看著的人说对不起。我替我自己说对不起。”
男人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“你知道她？你记得她？她喜欢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先生从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，翻到刘小琴那一页，递给他。那一页上，字跡工工整整，一笔一划，写得很用力：刘小琴，女，二十岁，服务员。1992年11月3日失踪。老浮桥。被董建民掐死，扔进江里。她是第四个。她喜欢去江边玩，喜欢看船。她最喜欢看大船，说大船能去很远的地方。她想去很远的地方看看。对不起。
男人接过笔记本，看著那一页。那些字，那些日期，那些对不起。他看了很久，手指在纸面上慢慢划过，像在摸妹妹的脸，像在摸那些年他找过的每一个地方。然后合上笔记本，抱在怀里，哭了出来。
“小琴，有人记得你。有人记了你三十多年。你可以安息了。哥也放心了。哥找了你那么多年，终於有人告诉我你去哪儿了。”
江波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想起那些名字，那些笔记本，那些对不起。先生记了他们三十多年，写了三十多年对不起。现在他当面说了，当著那些家属的面说了。他们听见了。他们知道有人记得他们的人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可以安息了。那些找了一辈子的人，也可以放下了。
从男人家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很圆，很亮，照在小区里，照在花坛上，照在那几棵冬青上。先生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。他的腿在抖，手也在抖，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走。走到楼下，站在花坛边，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他抬起头，看著夜空。
“小江，还有多少家？”
江波看著他。“还有好多。明天再去。今天先回去休息。你累了。你今天说了太多话，走了太多路，你该休息了。”
先生摇头。他把笔记本抱得更紧了一些。“不累。走吧。她们等了很多年。不能再等了。九江那个，王丽的弟弟，他等了很多年，恨了很多年。他以为姐姐出去打工了，不要他们了。他恨了她很多年。现在知道了，他哭了很久。他冤枉了她。”
江波扶著他上车。“先生，今天先回去。明天再去。你的身体受不了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只吃了几个饺子。我妈知道了要骂我的。她说让我照顾好你，別让你累著。”
先生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月光照在他脸上，那些皱纹更深了，但他的眼睛很亮。“好。明天再去。今天先回去。回去吃你妈包的饺子。吃一舟最爱吃的饺子。吃个够。”
车驶出铜陵，驶上回江城的路。先生坐在后座，抱著那本笔记本，很快睡著了。他的头靠在车窗上，嘴巴微微张著，呼吸很重，很沉，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。汤圆趴在他脚边，也睡著了。它的头枕在他脚上，耳朵偶尔动一动。
江波从后视镜里看著他，心里暖洋洋的。他想起先生说的话：“她们值得。”那些人，那些名字，那些对不起，值得。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，值得。那些找了一辈子的人，值得。
车开进江城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江波先把先生送回老浮桥。先生醒过来，看著窗外。那片废墟在月光下惨白惨白的，那间小屋还亮著灯，昏黄的，暖暖的，像一颗星星。
“到了？”他的声音有些迷糊，像刚睡醒的孩子。
“到了。先生，早点睡。明天我来接你。我们去看王丽的弟弟，还有赵秀英的家属，还有张建国的家属。一个一个来。”
先生点头。“好。明天去九江。还有人在等。不能让他们等太久。他们已经等了够久了。”
他下车，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的。月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，很瘦，像一棵老树。他走到小屋门口，回过头，挥了挥手。江波也挥了挥手。先生推门进去，灯还亮著。
车发动，驶出老浮桥。后视镜里，那盏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但还在亮著。像一颗星星，像一只眼睛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