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迁队的铲车一铲下去，青弋江边最后一座老浮桥的桥墩就塌了半边。
那场面周驍后来跟江波形容过很多遍——砖头瓦砾往下掉的时候，露出一个生锈的铁盒子，就卡在桥墩中间的缝隙里，像是有人故意塞进去的。铲车司机没看见，第二铲就要下去，一个老工人眼尖，喊停了。
“差点就给铲成铁片了。”周驍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个铁盒已经摆在技术科的台子上，锈得看不出原色，只有锁扣的位置还残留著一小片暗绿色的漆。
江波拿起来掂了掂，沉甸甸的。他晃了晃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滚动。
“打开看了吗？”
“没，等您来呢。”周驍递过来一把小撬棍，“技术科说锈死了，钥匙孔都堵住了，只能撬。”
江波接过铁盒，没有立刻动手。他翻过来，看了看底部——那儿刻著一行小字，很浅，但还能辨认：“1998.3.8，阿珍。”
周驍凑过来看：“阿珍？这名字有点耳熟。”
江波没说话。他把铁盒放在桌上，拿起撬棍，插进锁扣和盒盖之间的缝隙。锈得太死，第一下没撬动。他加了把力，铁盒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响，盒盖弹开一条缝。
一股霉味飘出来，夹杂著铁锈和旧纸张的味道。
江波把盒盖完全掀开。
里面躺著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，巴掌大小，粉红色的封皮已经褪成灰白色。日记本旁边，是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，边缘捲曲，有几个指印的痕跡。照片下面，压著一枚铜质的印章，鸡蛋大小，上面刻著一个字。
江波没动那些东西，先看著。周驍在旁边拿手机拍照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响。
“拿手套来。”
周驍递过来一副白手套，江波戴上，先拿起那张照片。
照片上三个年轻女孩，站在江边，背后是中江塔。塔比现在矮一截，周围是荒地，没有观景台，没有石栏杆，只有芦苇和江水。三个女孩勾肩搭背地笑著，穿著那个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和蝙蝠衫，头髮烫得蓬蓬的。
左边那个笑得最开心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中间那个抿著嘴笑，文静一点。右边那个没看镜头，扭头看著江面，只拍到一个侧脸。
照片背面用原子笔写著三个名字：阿珍、小梅、秀英。日期是1997年夏天。
江波放下照片，拿起日记本。塑料封皮已经和里面的纸张粘在一起，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。
蓝色的原子笔字跡，很秀气，一笔一划写得认真：
“1997年6月1日。今天小梅说想去深圳打工，我不想去。我喜欢江城，喜欢江边的风。秀英也不去，她说要在家照顾生病的妈。三个人就要分开了，小梅哭了一鼻子，我跟她说，不管去哪儿，我们永远是好姐妹。”
江波翻了几页，都是日常琐事：在吉祥寺旁边的餐馆打工，客人给小费，老板娘骂人，晚上去江边吹风。日记里的“阿珍”是个爱笑的女孩，喜欢写诗，喜欢在江边看日落，喜欢一个“他”——但那个“他”一直没有名字，只叫“那个人”。
翻到中间，字跡开始变了。
“1997年11月3日。我有了。怎么办，我不敢跟他说。他知道会不高兴的。”
再翻几页：
“1997年12月20日。他知道了，没说话，抽了一整包烟。我以为他要赶我走，但他没有。他说让我生下来，他会负责。我信他。”
江波的手停了一下。他看了看照片上那个笑得最开心的女孩——阿珍，二十岁左右，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
继续翻。
“1998年1月15日。肚子越来越大了，餐馆的活儿干不动了，老板娘脸色不好看。他说让我別干了，他养我。但他在江边的餐馆生意也不好，天天有人来催债。我不怪他，真的。”
“1998年2月10日。今天小梅来看我，带了好多小孩衣服。她说深圳不去了，就在江城找份工，陪我。我哭了，她骂我没出息。秀英没来，她妈病重了。我想帮她，但自己也没钱，心里难受。”
日记越来越短，字跡越来越潦草。
“1998年3月1日。他说要出去躲一阵，债主逼得太紧。我说你去吧，我等你。他说把孩子生下来，等他回来。我点头，没哭。等他走了才哭的。”
最后一页。
“1998年3月8日。今天是妇女节，餐馆放假。我一个人在屋里待著，突然想给他写信。写了撕，撕了写，不知道寄到哪儿。肚子里的孩子在踢我，踢得很有劲儿。我摸著肚子跟他说，等你爸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去江边看日落。中江塔那边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”
下面还有一行字，笔跡颤抖得很厉害，像是手在抖：
“她们都死了，下一个是我。”
江波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。周驍凑过来，轻声念出来：“她们都死了，下一个是我。她们是谁？小梅？秀英？”
江波没回答。他把日记本放下，拿起那枚铜章。印章正面刻著一个“郭”字，边缘磨得很光滑，用了很多年。背面刻著“吉祥寺旁·郭记刻章”。
周驍在旁边说：“郭记刻章？吉祥寺那边以前是有个刻章的老头，姓郭，我小时候还见过，后来拆迁搬走了。”
江波把印章翻过来看了看，放回盒子里。他摘下白手套，靠在椅背上，点了根烟。
“查一下1998年失踪人口，有没有叫阿珍的。还有那个小梅、秀英，看看是什么人。”
周驍点头，转身出去。走到门口又回头：“波sir，您觉得这日记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江波吸了口烟，看著那个生锈的铁盒。
“真的。”他说，“假的不会藏在桥墩里。”
那天晚上江波没回家，在办公室把日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阿珍的字从工整到潦草，从开心到绝望，每一页都在变。最后一页那句“她们都死了”写完之后，还有半页空白，但什么都没写。
阿珍后来怎么样了？她死了吗？孩子生下来了吗？那个“他”回来没有？
江波把日记本合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头痛又开始隱隱发作，每次用那个能力之后都这样。今天他没用——那个铁盒他没碰，只是在看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头痛还是来了。
他想起那个画面：女人的手抓著生锈的栏杆，被人生生掰开。那是方敏，也是李红梅。她们死前最后的画面，他看见了。但他没看见的是，三十年前，有没有另一个女人也这样抓著什么，被人推进江里。
手机响了，周驍打来的。
“波sir，查到了。阿珍，全名陈阿珍，1998年失踪，当时21岁，在吉祥寺旁边的江边餐馆打工。报案的叫秀英——就是照片上那个，全名马秀英。马秀英说阿珍失踪前怀孕七个月，突然就没了人影。”
江波坐直了：“孩子呢？”
“没孩子。马秀英说她去找过阿珍，屋里没人，东西都在，像是一夜之间蒸发了。她报警，派出所查了几个月，没结果。”
“马秀英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查到了，住鳩江区，一个老小区。”周驍说，“我明天去找她？”
江波看了眼时间，晚上十一点半。
“现在去。”
周驍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：“现在？”
“现在。有些事过了一夜，人就变了。”
四十分钟后，江波的车停在一个老小区门口。九十年代的房子，六层，没电梯，楼道灯坏了几个，黑漆漆的。马秀英住五楼，周驍在前面打著手电筒，江波跟在后面，脚步声在楼道里迴响。
敲门。没人应。
再敲。还是没人。
周驍掏出手机，照著门上的猫眼。猫眼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刚要说话，门突然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拴著防盗链，露出一张皱巴巴的脸。
“谁？”
周驍亮证件：“警察，找马秀英。”
那张脸愣了一下，然后门关上了。周驍刚要再敲，里面传来解链子的声音。门打开，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，穿著旧睡衣，头髮花白，眼窝深陷，像是很多年没睡好觉。
“我就是马秀英。”她看了看江波和周驍，“进来吧。”
屋里很小，一室一厅，家具都是九十年代的样式，但收拾得很乾净。客厅正中央供著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，笑得开心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江波看著那张照片，站住了。
那是阿珍。
马秀英顺著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点点头：“就是她。我等了二十六年，终於有人来问了。”
她说话的声音很沙哑，像是很久没开口说过话。她让江波和周驍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去倒了三杯水，然后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对面，看著他们。
“那个铁盒，是你们发现的吧？”她说，“我今天下午接到电话了，说拆迁队挖出个铁盒，上面刻著阿珍的名字。我就知道，你们会来。”
江波看著她：“你怎么知道铁盒在桥墩里？”
马秀英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看著自己的手。那双手很粗糙，关节突出，是干了一辈子活儿的手。
“我放的。”她说，“阿珍失踪那天晚上，我去找她，屋里没人，就剩下这个铁盒。我不知道该交给谁，也不敢留著。我怕那些人找上我。”
“哪些人？”
马秀英抬起头，看著阿珍的照片。照片上的阿珍永远年轻，永远笑著，永远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
“阿珍跟的那个男的，姓郭，在江边开了个餐馆。”马秀英说，“那人不是好东西，骗阿珍说会娶她，其实就是图她年轻。阿珍怀了孩子，他让她生下来，但从来不提结婚的事。后来债主找上门，他跑了，把阿珍一个人扔下。”
“阿珍失踪那天，发生了什么？”
马秀英摇头：“不知道。那天我去看我妈，没在江城。第二天回来，阿珍就没了。我找遍整个江城，问遍所有人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。后来有人说，看见她晚上往江边走，再也没回来。”
她说著，眼眶红了，但没哭，像是眼泪早就流干了。
“那几年，死的不止阿珍。”她说，“阿珍的妹妹——就是阿珍生下来的那个女娃——后来也死了。淹死的，在江边。再后来，那女娃的姨妈，也就是阿珍的亲妹子，也死了。她们家，就剩下一个儿子，当年跟著外婆过的。”
江波脑子里飞快过著时间线。阿珍1998年失踪。1999年无名女童被发现。2000年，阿珍的妹妹——女童的姨妈——死亡。三个女人，三年，都和那个姓郭的男人有关。
“那个姓郭的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马秀英冷笑一声：“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有人说他死在外地了，有人说他还活著，换了名字继续骗人。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了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一个柜子前，打开抽屉，翻了半天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，递给江波。
“这是我当年报案的回执，派出所给的。你们看看。”
江波接过来。一张a5大小的纸，上面盖著红色的公章，字跡已经模糊了，但还能看清：“陈阿珍失踪案，已受理，正在调查中。”日期是1998年4月2日。
“调查了三个月，就不了了之了。”马秀英说，“那时候这种事情多，女人跑了、跟人走了，没人当回事。但我知道，阿珍不是跑了。她不会跑的，她肚子里还有孩子，她说过等那个男人回来。她那么傻，怎么会跑？”
江波把回执还给她，站起来，走到阿珍的照片前。照片上的女孩笑得那么开心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他不知道阿珍后来经歷了什么，但那个画面——女人被掰开手指推下栏杆——突然在他脑子里闪过。
他问：“阿珍会游泳吗？”
马秀英愣了一下：“不会。她怕水，从来不往江边靠。”
不会游泳，怕水，却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晚上往江边走。然后失踪了。
江波转过身：“那个姓郭的，全名叫什么？”
“郭建设。”马秀英说，“江边餐馆的老板，外地人，说是安徽哪儿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他那餐馆就在中江塔旁边，后来烧了，烧得乾乾净净。”
江波和周驍对视一眼。中江塔旁边，就是现在的观景台。
临走时，马秀英送到门口。她扶著门框，突然说：“警察同志，阿珍那个孩子，你们找到了吗？”
江波看著她。
“那个女娃，1999年淹死的那个。”马秀英说，“有人说那是阿珍的孩子。是真的吗？”
江波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“还在查。”
马秀英点点头，没再问。她把门关上，江波和周驍站在楼道里，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，很低，像是憋了很多年终於憋不住了。
下楼的时候，周驍小声说：“那个姓郭的，查得到吗？”
“查。”江波说，“明天去消防队调那场火灾的档案。还有，查一下郭建设有没有户籍信息，有没有子女。”
车开出小区，江波看了一眼后视镜。马秀英家的灯还亮著，五楼，一个孤独的影子站在窗前。
他想起马秀英说的那句话：“她们都死了，下一个是我。”
阿珍日记里写的“她们”，是和她一起拍照的那两个女孩吗？小梅后来怎么样了？秀英——马秀英——还活著，但“她们”是谁？
江波突然踩了一脚剎车。
周驍嚇了一跳：“怎么了？”
江波没说话，把车停在路边，拿起手机打给刘桐。
“查一下1997年之后，江城有没有叫『小梅』的女人死亡或者失踪。年纪大概二十岁左右，和阿珍认识的。”
刘桐那边噼里啪啦敲键盘，过了半分钟说：“有一个。李春梅，1998年失踪，当时22岁，在江边餐馆打过工。失踪前和阿珍是同事。”
江波掛了电话，靠在椅背上，看著车窗外黑漆漆的街道。
小梅也失踪了。
1998年，两个年轻女人，先后失踪。她们在同一家餐馆打工，认识同一个姓郭的男人。
然后餐馆烧了。
然后阿珍的孩子死了。
然后那孩子的姨妈也死了。
江波发动车子，往刑侦支队开。他脑子里有个画面越来越清晰——不是他用能力看到的那种碎片，而是逻辑拼出来的完整图像：一个男人，利用江边的餐馆，接近年轻女人，让她们怀孕，然后让她们消失。
郭建设。
但如果他死了，死在监狱里，那二十年后这些案子，是谁做的？
那个泥瓦匠——阿珍的儿子——真的是凶手吗？还是说，他只是一个意外浮出水面的，真正的狩猎者，还藏在黑暗里？
江波踩下油门，车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疾驰而去。